亿融配资薪火沂蒙④|走出历史的沂蒙红嫂

　　一身利落的T恤亿融配资，说话中气十足，时而爽朗大笑，72岁的于爱梅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十几岁。作为“沂蒙红嫂”后代，于爱梅大半生从事教育事业，退休后她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传扬沂蒙精神上，和一代代“沂蒙红嫂”一起诠释这个名字新的涵义。

　　“沂蒙新红嫂”

　　在身边人眼里，于爱梅总是展现出超越年轻人的活力。

　　参加“沂蒙精神进海南”活动，飞黄石讲课，飞深圳宣讲沂蒙精神，去青岛给沂蒙旅讲座……这个9月，于爱梅只在家待了2天，常常前一天早上4点出发，深夜12点回来，第二天又是天不亮就飞往下一个省，然后一站三个小时宣讲直到深夜。在这样忙碌的间隙，她还给新疆的部队寄去了1000双鞋垫，跟几个地市交流了“沂蒙精神展馆”筹建情况。

　　在人生前50多年，于爱梅的角色是一名数学老师。她头脑敏捷，讲课幽默，深受学生爱戴。但作为“沂蒙红嫂”标志性人物家庭中的一员，一些东西自然流淌在她的骨血里。

　　2004年，于爱梅离开教师岗位，有了自己的时间，她就开始想为老八路、老红嫂们做点什么。那时候每个月挣2000多块工资，于爱梅会拿出一半拥军优属。她常常去探望高龄老八路，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及为他们特制的“勋章”；她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，也静静听老人们讲过去的故事，为他们拭去泪水。

　　做着这些小事的于爱梅本没想做什么“大事”。变化发生在2010年，沂南县委宣传部组织了 “红色宣讲团”，于爱梅成为了宣讲团的三名成员之一，自此开启了她的沂蒙精神宣讲之路。她讲奶奶王换于，母亲张淑贞；讲女英雄陈若克；讲好红嫂明德英，一门三烈士的刘勇良……她愈发感觉到，这些远去的故事里，有这个社会需要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珍贵的“精神”。

　　2011年3月，于爱梅受邀到位于常山庄村的红嫂纪念馆担任义务讲解员，这一干就是六年。彼时，纪念馆条件尚简陋，连个遮风挡雨的办公室都没有，于爱梅冬天站在太阳地里，夏天站在树荫下，40分钟一场的宣讲一天讲五场，全年无休。“每天都有来参观的人，根本不能停。”于爱梅说，但一年四季难免有生病的时候，她常常发着高烧站一天，晚上再去打吊瓶。

出门做沂蒙精神宣讲，于爱梅总随身带着本子，上面写满了她准备的内容。

　　“我干什么事，都非常有毅力，一定会坚持到底。”于爱梅乐呵地说。

　　后来的日子，她开始“走出去”。十余年间，于爱梅去过西藏、新疆、内蒙古、海南、四川，自费行程几十万公里，宣讲4000余场。从北海舰队，到高原哨所，再到学校工厂，于爱梅的台下，有孩子们稚嫩却感动的脸庞，有皮肤黝黑战士们亮晶晶的眼睛，也有很多热泪盈眶的大人……很多人都在她的口中听到了沂蒙革命故事，感受到了沂蒙精神。

　　2017年9月底，于爱梅在开车去蒙阴的路上跟一辆拉着39吨碳煤的车相撞，三根肋骨骨折。但10月6日，是约定去吉林省榆树市希望小学讲授沂蒙精神的日子。10月5日，于爱梅临时出院飞往长春，又坐了四个小时车赶到学校。她忍着剧痛站了几个小时给孩子们上完课，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异常，下台时，陪她去的工作人员才看到了她指尖滴下的汗。

　　2016年，在红嫂拥军协会基础上，于爱梅发起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。“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”于爱梅说，她想组织一支队伍，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播、传承、践行沂蒙精神中来。近十年过去，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在武汉、陕西、贵州、北京、南京等地都已有分支机构，也开设了多个相关展览馆。

　　这些年，于爱梅累计捐赠、宣讲花费数十万元，但家里无一人有异议。“咱们现在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，吃喝能花多少钱啊。”说起这个话题，她的爱人高征文，这位曾经上过越南战场的军人摆摆手，眼含笑意。

　　亲爱的母亲亿融配资

　　于爱梅讲述的故事，很多都是母亲张淑贞从小讲给她听的。作为“沂蒙红嫂”，张淑贞后半生的30多年里一直跟着于爱梅居住。这个满头白发、笑容亲和的老太太出门不多，但她和婆婆王换于的故事，早已与“沂蒙红嫂”“沂蒙母亲”的名字一起，写入历史。

　　1938年，毛主席提出“派兵去山东”，伴随着八路军115师进驻山东，出生于沂南县马牧池乡西官庄的张淑贞，在婆婆王换于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两个庄的妇救会主任。

　　除了日常发展党员，传递情报，王换于和张淑贞不惧日军“救一个八路活埋全家”的恐吓，每次战斗都上前线抢救伤员。

　　“俺娘和俺奶奶那时候常说，俺就是命大的。”于爱梅说，那时候两人常常战斗还没停就去战场“抢人”，母亲的头发被烧焦过两次，奶奶的衣服上留下过很多次弹孔。

　　在最艰难的1939年，因为党的相关机构面临战略转移，留下了很多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，这对婆媳又创办了战时托儿所，抚养了一大批革命后代，其中就有徐向前的女儿小荷（乳名），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……正值哺乳期的张淑贞和嫂子把乳汁喂给这些孩子，他们全部平安长大，而自家的四个孩子却因营养不良、照顾不周而夭折，这其中就包括于爱梅的大哥——1941年，鬼子频繁对所在村子扫荡，那年秋天，奶奶和母亲带着战时托儿所的孩子躲进了东山的山洞里，因为走得匆忙，没有带够衣服，就让8岁的大哥回家拿衣服，但这一去他直到第二天还没回来。

　　第三天鬼子撤退了，张淑贞回到家一看，8岁的大儿子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“那会鬼子在天上扔炸弹，不知是惊吓还是受伤，就那么没了。”于爱梅说，爷爷最疼这个长孙，大哥死后，爷爷三天没有吃饭。

　　“我相信人可以为了信仰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但在当了母亲之后，却觉得献出孩子的生命太难了。”于爱梅说。

　　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，家中最少的时候也养着17个孩子，最多41个。“那些年，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。”解放后，母亲有时感慨。

　　但对于这段过往，母亲曾对活下来的7个子女有过专门叮嘱：“以后任何孩子来找咱们，咱们不能不认，但是任何人不能去找他们。”

　　人生最后的岁月里，张淑贞的生活很简单。于爱梅说，母亲平时会看看电视，以她为原型的《红嫂》她看了两遍；再就是延续了年轻时的习惯，闲暇时间给子弟兵做做鞋垫，家里的鞋垫一直堆得老高。

于爱梅家中，还留有很多她和母亲亲手给子弟兵做的鞋垫。

　　她无比珍视自己的党员徽章。有一次于爱梅拿回一枚党员徽章，张淑贞问她“你怎么也有呢？”在母亲心中，这是无比珍贵的象征，不是随便能有的。

　　晚年的张淑贞亿融配资记忆衰退得厉害，她常常在冬天打开家里的大门，跟儿女说“八路军一会就来了”，然后嘱咐家人下面条，打上20个鸡蛋，再去买馒头。有时她会带着全家人包饺子，包完了也守着灶台不让下，“等着八路军来了再吃”。然后就是从天亮等到天黑，儿女劝她“今天应该是不来了，要来不早来了吗？”老人才放下守着的灶台，让一家人吃上第一顿饭。